（一）发展背景
“文革”后的文学史上，1985年是很重要的一年。在此之前， 作家们的重要工作集中在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批判方面，现代主义技巧和现代意识的出现虽然给了文学一种新的震撼，但随之而来的过于强大的政治压力使文学的实施无法健康正常地发展。而1985年文化寻根意识的崛起，却在政治和文化的多重关系下直接带动了文学上的实验，唤起了作家对艺术本体的自觉关注。
文化寻根创作思潮在当时与社会背景有密切关系。随着现代化经济建设的发展，中国势必学习西方现代化的经验和引进先进技术，这样一来，西方现代文化思想也就相应地引入中国，打破了过去意识形态方面闭关自守的状态。但是，如何应对西方的各种文化思想的进入，当时的知识分子是没有足够思想准备的。
●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唯现代化论，即只要是“现代”就是好的，就应该学习模仿，所以连文学艺术上的现代派也被当作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完全不考虑现代派在西方正是对西方文明的反抗；
●还有一种比较冷静的观点即认为“现代化”这一目标由于各个国家的政治环境不同，文化基础也不同，它所出现的模式，尤其是文化上的发展模式，是不应该相同的。
那么，如何在发展经济之际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这个问题在当时人文知识分子中间逐渐一起关注，具体表现在对传统文化的价值作出多元的考察，（这与80年代初的启蒙话语不同，启蒙主义者所强调的是反传统和反封建）。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实际生活中研究如何建设现代化的命题时，就不能不注意到，对现实的改造必须利用好自己的文化传统。于是，重新研究、认识、评价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一种既是客观的需要，也是主观上的要求。到1985年前后，文化领域兴起了一股规模不小的文化热。
“文化寻根”是这股文化热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反映，它与弘扬民族文化的国家意志和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思潮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所以得以较顺利地发展。在整个寻根文学思潮中，担任主要角色的是知青作家。当这一批年轻的作家开始走向成熟时，他们也需要寻找一种属于自己的文化标志。于是，他们利用自己曾下乡，接近农民日常生活的经验，并透过这种生活经验进一步寻找散失在民间的传统文化的价值。
（二）“文化寻根”意识的三个层面与审美形态：
“文化寻根”意识的三个层面
1、在文学美学意义上对民族文化资源的重新认识与阐释，发掘其积极向上的文化内核（阿城的《棋王》）；
2、以现代人感受世界的方式去领略古代文化遗风，寻找激发生命能量的源泉（张承志的《北方的河》等）；
3、对当代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丑陋的文化因素的继续批判，如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的深入挖掘（韩少功的《爸爸爸》）。
这三个方面也不是绝对分开的，许多作品是综合地表达了寻根的意义。
1983年以后，随着贾平凹的《商州初录》，张承志《北方的河》，阿城的《棋王》，王安忆的《小鲍庄》，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等作品的发表和引起轰动，许多知青作家加入到“文化寻根”的写作之中，并成为这一文学潮流的主体。
1984年12月，在《上海文学》杂志社与杭州《西湖》杂志社等文化单位在杭州举办的座谈会上，许多作家和评论家讨论近期出现的创作现象时提出文化寻根的问题，此后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一文中，第一次明确阐述了“寻根文学”的立场，认为文学的根应该深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里，这种文化寻根是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觉醒，也是重铸民族自我形象的努力。（阿城等发的文章题目）阿城，郑万隆，郑文，李杭育等作家对这一主张也做了各自的阐述，由此开始形成了自觉的“寻根文学”潮流。
有文学创作、有明确的口号和理论主张。
●这种文化寻根意识的确立与外来文学的影响也不无关系。
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关于印第安古老文化的阐扬以及日本川端康成的是有东方风味的现代小说，对中国年轻一代作家是深有启发的。对于寻根作家来说，审美表达的创新是与他们的文化追求合而为一的。因为文化既然是人类精神活动的结晶，它的最高形态当然应是人类的审美境界。寻根文学自一开始就表现出现代意识与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愿望。也是在这一点上，文化寻根创作潮流显示着它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它所表现出的一些新的思维方式和审美创新意识不仅在当时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更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是具有开拓性影响。
“反思小说”在“伤痕小说”的基础上，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进行了更深入的反思。“寻根”是反思的延伸，是对久远的民族传统和深厚的文化心理积淀的反思。文化的或者文化性主题，最初就是在反思文学中生成的，如陆文夫“小巷人物志”系列中的《美食家》、《井》，冯骥才的“怪世奇谈”系列中的《神鞭》、《三寸金莲》，陈建功“谈天说地”系列中的《辘护把胡同9号》、《找乐》等。应当说，后起的“寻根文学”是从反思文学那里承继了一份文化视野的。所不同的是，“寻根文学”比反思文学多了超越性眼光和审美态度，不那么拘泥于现实关系，不再附丽于政治功利，因此在他们对文化的反思中，又比反思文学多了一份对文化传统的认同。正是这种认同的态度，促使“寻根文学”最终从现实主义主潮中分离出来。
在改革文学中，改革的欲求也融进了“寻根”，而且“寻根热”本身就折射出深固的民族文化传统在改革浪潮和现代文明的撞击下发出的辽远的回声。稍后的改革文学在走出了蒋子龙的“改革家”模式之后，随即便楔入了文化心理层面，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张一弓的《流星在寻找失去的轨迹》、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矫健的《河魂》、路遥的《人生》、张炜的《一潭清水》等都反映出改革的深入发展已触动着我们民族固有的文化根基和传统积习，揭示出文化制约着改革，改革重构着文化。“寻根文学”中不少代表性作家如贾平凹、李杭育、郑义等正是顺应着改革文学的深化而步人“文化寻根”之列的。同样面对改革引发的文化冲突，改革文学留给人的是严肃思考和冷静剖析的沉重感，寻根文学留给人的则是情感体验和想象性解决的宽慰感。
“寻根小说”的出现，具有独特的文学史意义。
这首先表现在它打破了当代文学此前各种思潮所体现出的单一的政治视角，而生成了更为开阔的文化视野。寻根作家们虽然对“根”的理解和对“根”的态度不尽相同，但他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有的甚至延续着启蒙主义的路径，表现出作家对民族、对社会、对历史的责任感。这一点与此前的现实主义文学潮流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其着眼点却有所差别。现实主义潮流着眼于当下的社会政治批判，而“寻根文学”则着眼于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以文化意识取代政治意识。“文化”成为此时文学创作的主题性话语，即便是政治问题也纳入文化语境中进行阐释。这对打破建国后的文学长期处于政治制约下的一体化格局具有深远的意义，为80年代末“众声喧哗”时代的到来莫定了基础。
其次，“寻根文学”的创作实践，打破了现实主义独尊的格局。“寻根小说”在总体精神上表现出浪漫主义倾向，但其艺术取向却是多元的，糅合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多种表现手法。作家们在充分吸纳外来经验的同时也着力挖掘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并结合自身的实际寻找到切合自己的艺术表现方式。各种不拘一格的表现手法纷纷涌现，许多作家表现出文体家的特色，他们在语言风格、隐喻象征、叙述方式、作品结构等方面都有所创新，因而促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一次“文的自觉”。
“文化寻根”在倡导之初得到热烈欢迎的同时，也受到诘难和批评。批评者担忧它的“回归”倾向会导致对传统文化不加批判的复古，取材上的偏颇可能导致对现实的漠视。事实上这种批评有其合理性，有些贵远贱近、向虚背实的作品多少表现出猎奇的趣味。其实，“寻根文学”也表现出现代人的文化困惑及因困惑而引发的焦躁心态。虽然它企图借助传统来解答现代人的文化困惑，但它并没有弄清楚传统就是流动的现实，就是过去与现实的不断融合，仅仅沉迷在古老的传统中，很难对现代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做出有力的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