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上海既充分发挥了传统的国际化优势，又引领城市形象国际传播，在文化自信、文化治理、数智化赋能、科技人文融合、故事化、年轻化等方面成为最佳实践地的典型代表，形成了上海经验，产生了上海影响，全面立体提升了上海的国际影响力和文化传播力。
从“输入型”国际化城市向“输出型”国际化都市的超越
上海国际化发展曾长期存在着历史造成的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在对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规则与资本流动路径的依赖；未能及时完成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的转型；相对过度优先保障“引进来”的安全性与效率，抑制了“走出去”的主动性；面对非西方文化在全球传播中面临的系统性障碍，多采取被动防御型心态，主动破局意识弱、谋略不精准。归根结底，是中国综合实力较弱，中华文化不自信。
从政治、经济、文化、交通枢纽地位和人口总量看，上海是国际化大城市，但从国际辐射力和影响力看，上海总体上仍不是国际化大都市。近年来，上海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自身的国内外文化内涵，打造出新型国际化形象和文化兼容并包的特色，成为了规模大、功能强、现代化程度高的中国式现代化大都市，在中国和世界经济、文化或政治发展中占据了更加重要的枢纽地位，完成了从“输入型”国际化大城市向“输出型”国际化都市的转变。
全球化存在“核心—半边缘—边缘”层级结构，“中心—边缘”之间存在着结构的不对称性。上海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尽管在经济体量上接近“核心”水平，但在全球规则制定和文化话语权上仍处于“半边缘”地位，更多依赖西方主导的技术标准、资本流动和文化传播路径。上海的海派文化虽具独特性，但在全球文化市场中仍面临西方文化霸权的结构性障碍，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体系的压制仍是常态，上海本土文化元素难以形成规模性输出。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开放政策以吸引外资、技术和管理经验为核心目标，上海作为政策试验田（如浦东开发、自贸区），长期聚焦于“输入型国际化”。这种策略虽快速提升了城市竞争力，但也导致本土企业与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如在研发、品牌、标准等方面衔接不足，上海企业多承担代工角色，而非主导设计或标准制定，这种历史形成的依附性导致上海的国际化进程长期以输入为主。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提升、本土创新能力突破，上海已逐渐从全球化城市发展的“吸引要素集聚”和“提升枢纽功能”阶段跃升到“输出规则与价值”阶段，上海本土原创技术全球输出能力逐步增强，本土企业全球品牌影响力日益提升，在技术标准国际话语权争夺中渐占优势，本土文化产品在适应国际市场需求和突破意识形态壁垒方面不断突破，文化“软实力”输出机制基本形成，总体上完成了从“流量中心”到“规则中心”的质变，具备了“输出型”全球化国际大都市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基本内涵和特征。
从“影响型”国际化城市向“传播型”国际化都市的超越
国际化城市的发展通常经历三个阶段：要素输入阶段，即主动或被动吸引外资、技术、人才，以它山之石，夯实自身发展基础，成为“影响型”国际化城市；枢纽整合阶段，即成为全球资源流动的重要节点；规则输出阶段，即可主导标准制定，文化传播和治理模式成为世界所需并有通达的输出路径，成为“传播型”国际化都市。
目前，全球权力不对称，甚至严重失衡，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化体系长期掌握规则制定权。19世纪末，纽约通过吸收欧洲资本和技术崛起，20世纪后，依托美元霸权、跨国媒体和顶级高校，建立国际组织总部，扶持本土文化产业，推动“美国梦”价值观全球化，输出金融规则、国际治理框架和价值观。伦敦凭借英语语言优势和殖民历史遗产，主导全球法律、会计标准和精英教育模式。1980年代，东京通过索尼、丰田等企业将“精益制造”模式全球标准化，成为亚洲技术创新的标杆，并借助动漫、流行音乐和饮食文化的市场化运作渗透全球，形成“酷日本”国家品牌……相比之下，上海在制度型开放和文化输出方面长期受限于非英语语境和西方主导的意识形态壁垒，本土技术标准的国际认可度仍受政治因素制约，在区块链、数字货币等新兴领域尚未掌握话语权，海派文化尚未找到类似“二次元”的全球化表达形式，制度创新更多服务于国内改革，尚未形成可复制的国际公共产品……
上海充分汲取中国智慧、中国共产党的智慧、全体中国人民的智慧，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进一步提高上海发展定位，主动融合世界经济、文化先进要素，在推动历史遗产与现代价值观融合的基础上，打造“上海设计周”“国际影视创制中心”等品牌；将石库门改造、城市更新经验包装为“超大城市治理方案”；以制度创新吸引国际组织与人才，逐步建设起成熟的国内外高端人才国际流动网络；主动参与区域规则制定，聚焦新兴领域如绿色科技、数字经济和文化新形态，制定“数字经济规则”；利用“进博会”、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中国标准”国际化，将上海经验融入国际合作框架；本土企业逐步从“跟随”到“引领”全球话语权，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培育了本土跨国咨询机构、国际评级公司，与西方服务业构成了和谐的共享生态；通过制度创新实现了从“流量枢纽”到“规则中心”的跃升，以制度优势与文化独特性，从“上海经验”形成“上海方案”，探索出了一条非西方城市的国际化输出路径，从当代视角、世界视角高度凝练并展示出了上海文化的精神标识，向世界展示了上海文化的当代价值、世界价值， 基本完成了从“影响型”国际化城市向“传播型”国际化都市的超越。
从“跟从型”国际化城市向“引领型”国际化都市的超越
上海的国际化进程曾呈现出显著的“跟从型”特征，即在城市功能定位、制度设计和文化塑造上更多对标西方国际化大都市的既有模式，而缺乏主动定义全球城市发展新范式、输出本土化解决方案的引领意识。这一现象既源于全球化权力结构的历史惯性，也与上海所处的发展阶段、制度环境和文化软实力短板密切相关。
要成为“全球城市”，必须具备控制资本、信息和人才的跨国流动的核心功能，但这一体系长期由西方城市主导，上海更多扮演“执行节点”角色，如外资企业的区域总部、制造业中心，而非“决策中心”，执行规则而非制定规则，接受外来品牌而非输出自主品牌。上海拥有全球最大港口，但全球航运保险定价权仍依赖伦敦规则。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上海作为中国最具国际范儿的后发城市，自然倾向于模仿已有的成熟模式，以降低试错成本；制度创新需要承担较高风险，非必要就不必要。上海自贸区2013年推出的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初期就直接借鉴了新加坡、香港的条款，直到2018年后才逐步加入数据跨境流动等本土化探索。实际上，先于上海的国际化大都市如纽约、东京、香港等，也都经历过“跟从”阶段。
上海的“跟从型”特征是后发城市国际化进程的阶段性现象，但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提升和全球化格局多极化，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模式陷入危机，逆全球化、债务泡沫消解了西方全球主导权和影响力，为中国标准输出提供了战略机遇期，上海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建的“包容性全球城市”新范式可望推动上海超越“跟从陷阱”，逐渐从“跟从型”城市转变为“引领型”都市。
目前，“上海实践”已形成了“上海范式”。上海全球化城市功能定位从被动渐趋主动，本土产品创新能力增强，逐步形成了“超大城市可持续发展模式”，从“逐步接轨国际惯例”转向主动重塑全球金融规则，在金融、贸易等领域逐步突破既有规则框架，依托自贸区探索“数字经济监管规则”，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数字化治理方案。上海文化创新正从依附西方美学逐渐转向本土原创，开发出融合中国元素的全球化IP，替代单向度的传播路径。上海电影节、艺术展从引进西方作品为主逐渐转向中外兼容，通过奖项设置开始引导全球艺术评价标准。进博会已升级为“全球贸易规则论坛”，推动绿色供应链、跨境电商等领域的“中国标准”。“原生创新”企业开始从聚焦国内市场转向拓展国际市场，商业模式基于“中国版”创设出了新赛道。制度设计从保守渐趋开放，从本土化产品出口逐步实现“规则输出”。联合长三角高校打造“东方硅谷”，聚焦量子计算、合成生物等前沿领域，避免在传统赛道与西方直接竞争。
上海主动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制度原创性、文化解释权和技术标准权三大领域实现重大突破，推动世界跨越对中国“传统”与“当代”的认识困惑，打破已有的僵化固化的世界上海认知，实现了从“跟从者”国际化城市向“引领者”国际化都市的超越。
上海城市形象国际传播实现超越的基础
坚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典范，既需要融入全球市场规则，又必须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就要求在顶层设计、风险防控和价值观引领上发挥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作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上海城市形象世界化的根本保障，也是上海实现高质量发展、参与全球竞争的核心优势。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上海国际化发展最大的制度优势，党的领导确保资本、权力与民生的三元平衡，通过战略前瞻性、社会动员力和风险控制力，破解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常见的“开放与自主”“效率与公平”“增长与稳定”等悖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既融入全球化又保持独立性的新路径，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事实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才能继续以制度型开放、科技自立自强和文化价值输出为抓手，向世界展示社会主义国际大都市的蓬勃生命力。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为底色。上海国际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范例，其核心在于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融入城市发展脉络，形成既具有全球竞争力又彰显文化主体性的现代化路径。这种以传统文化为底色的国际化，既避免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文化同质化陷阱，又为全球城市文明提供了新范式。
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特质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根植于自身文化传统，而非全盘移植西方模式。上海的国际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上海呈现，是中国传统美学的当代转译，是中国传统文化借助科技突破时空局限走向世界。上海将传统文化深度嵌入日常生活，形成更具生命力的“活性传承”。上海的文化融合更强调世俗性与普适性，在国际都市诠释“耕读传家”，使现代性和国际化成为上海的日常生活，深入骨髓；通过“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理念，破解伦敦、纽约的多元文化主义导致的“碎片化认同”，让英国红茶、日本抹茶与中国龙井平等对话，构建新型文化共同体，提供全球文明方案；以“知行合一”思想赋能科技创新，激活传统智慧的当代性；将“格物致知”方法论应用于AI伦理研究，提出兼顾效率与责任的算法框架，与欧盟《人工智能法案》形成互补……上海在全球化冲击下保持文化根脉，以全球化韧性固根护土，夯实了上海国际化形象塑造和传播的根基，从而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底色绘制出中国式新型国际化大都市形象的新图景。
坚持了以人民为中心。上海的国际化进程始终“以人民为中心”，这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也是上海区别于西方资本主导型城市发展模式的核心特征。上海的国际化发展不是单纯追求经济指标或城市排名，而是通过制度设计、资源分配和治理创新，确保城市发展成果由全体市民共享，并在全球竞争中维护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公平。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上海国际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本质，必须服务于人民福祉，而非资本利益最大化，GDP至上。2023年上海基尼系数为0.28，低于纽约（0.51）、新加坡（0.42），体现了“先富带后富”的社会主义本质。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家门口的好学校”，三甲医院分院覆盖郊区。城市空间设计以“15分钟社区生活圈”为核心，确保教育、医疗、文化设施步行可达。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超600家，托底与提质并举，体现了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社会逻辑，将“人民性”嵌入城市基因，打破了“国际化必然导致社会分化”的西方定论，使“资本之城”与“人民之城”共生共荣，使国际化真正成为提升人类福祉的通用语言。
来源：中国日报网
